流式细胞分析是量化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可测量残留病（MRD）的常用方法之一。当今化疗方案大多要求医生在化疗开始后的2–3周检测MRD，并根据结果调整化疗强度[1, 2]。然而，由于此时患儿的骨髓细胞数大幅度下降，不易收集足够数目的单个核细胞供流式细胞分析，且检测总细胞数常不足50万个，甚至也有不到1万个细胞的情况。当检测总细胞数不够时，泊松噪音效应不可忽略，若用常规方法（阳性细胞数/检测总细胞数）计算MRD，其标准误差甚至可能比要估计的MRD还大！除儿童患者外，类似现象也可能在接受高强度化疗的成人患者中发生。那么医生应该如何更好地解读MRD检测报告？

2023年9月1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陈俊仁教授和竺晓凡主任医师为共同通讯作者联合在《Leukemia》发表观点性文章“Have we been qualifying measurable residual disease correctly?”。

该研究提出，判读MRD检测报告好比是“医生对决白血病”的唐朝仕女双人牌局。医生先出牌，她有两个选项：判读为阳性或判读为阴性。对手（白血病）后出牌，而她也有两个选项：复发或不复发。如果医生判读MRD检测结果为阴性而之后患儿却发生了复发，医生和患儿家属肯定恼悔。我们的目标应是尽可能地减小恼悔的可能性。该研究提出运用“最小最大后悔”（minimax regret）原则解决这个难题（“最小最大后悔”原则的哲学论证详见统计学者Leonard Savage以及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司马贺的经典著作[3, 4]）。

       研究团队认为，医生应使用“MRD最坏情况数值”作为复发风险分级的标准。团队运用贝叶斯分析推导出：MRD最坏情况数值遵循beta分布。举例来说：当一共检测5万个细胞而其中没有一个癌细胞时，正确解读不是“MRD为0”，而应是“有95%的可能性，MRD不超过0.006%”，即MRD最坏情况数值是0.006%。

研究团队运用这个新方法重新分析了接受CCCG-ALL-2015方案治疗的883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发现新方法显著优于传统的MRD计算方法。根据传统计算方法，有274个患儿的MRD为0，即传统方法完全无法区分这些患儿的复发风险，但新方法能把这274个患儿中真正低风险的118人挑选出来。后期研究团队将开展多中心验证研究。

陈俊仁和竺晓凡为共同通讯作者。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冯雅慧、齐赛兵、刘雪鸥和张丽为共同第一作者。合作者还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王慧君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Robert Peter Gale。该研究获科技部基金、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及英国国家健康研究所专项基金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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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Jeha S, Pei D, Choi J, Cheng C, Sandlund JT, Coustan-Smith E, et al. Improved CNS control of child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without cranial irradiation: St Jude Total Therapy Study 16. J Clin Oncol. 2019;37(35):3377-91.

2.Yang W, Cai J, Shen S, Gao J, Yu J, Hu S, et al. Pulse therapy with vincristine and dexamethasone for child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CCCG-ALL-2015): an open-label, multicentre, randomised, phase 3, non-inferiority trial. Lancet Oncol. 2021;22(9):1322-32.

3. Simon HA.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 J Econ. 1955;69(1):99-118.

4. Savage LJ. The theory of statistical decision. J Am Stat Assoc. 1951;46(253):5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