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院竺晓凡团队在《Haematologica》在线发表期刊论文，首次使用流式MRD检测和RT-qPCR MRD检测之间的差异，区分儿童Ph+ ALL中伴有多系受累的患者，并揭示了流式MRD检测对患儿预后的提示意义。

所院程涛/程辉/朱平团队与浙江大学钱鹏旭团队合作在《Blood》发文，阐述了ATF4-RPS19BP1轴调控红系造血的新机制，将红系发育与核糖体合成和蛋白质翻译联系起来，对理解和治疗核糖体相关的红系造血异常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所院张磊/杨仁池团队在《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发文，报道人脐带来源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I期单臂开放性临床研究结果，揭示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0世纪50年代李敏求和RoyHertz提出使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β-hCG）作为绒毛膜癌的可测残留病变（MRD）标记[1]，之后MRD概念在更多癌症诊断中应用。不可否认MRD和癌症复发率有显著相关性，但关于MRD的信息运用仍有很多待优化空间。例如，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陈俊仁和竺晓凡团队2023年在《Leukemia》杂志发文，提出MRD分析新方法“MRD最坏情况数值”，显著提升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复发风险预测灵敏度[2]。此外，当前对于MRD能否指导癌症治疗仍有争议。2024年4月1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陈...

所院施均/袁卫平/初雅婧合作团队在《Blood》在线发表文章，首次揭示tRNA假尿苷修饰调控线粒体氧化磷酸化-mTOR通路影响红细胞生成重要基础理论，并临床验证mTOR通路抑制剂改善MLASA红细胞生成、纠正贫血新策略。